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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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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初年四川自流井
此后离京之日，我也没有让培真来送行。我想培真必然是明白我的心思，便也没有再执意来送我，只是送来一本《新潮》三月号的小样。那一本是手抄的，看得出是培真自己的笔迹，想来是还未经付梓便送了给我。如此北京再无挂念，第二日便启程回家了。
我前脚刚到家，罗家的信便到了。果然如培云所说，信上只是说她因暴病而亡，婚约自然也解除了。父亲为此难过了许久，拍了唁电，又派人汇去奠金，此外便是惦记着培真和幺妹的亲事不要再有波折。可罗府的意思是家门既遭此不幸，自是不宜娶亲，这事便也如此搁置了。
到了阳历的四月底，白牧师拍来电报，哈佛已同意录取，他也将不日启程来接我赴美。所幸我留洋一事一切顺利，让父亲这一大块心事终于落了地。那几天全家上下忙前忙后地祭祖、还愿，总算是在婚事搁浅之后有件让众人高兴的事。
自己家庆祝过了，爹便想起了培真的事情。我猜想爹此时其实一半是关心他留洋的去处，而另一半自然也还惦念着与幺妹的那桩婚事。
爹对我说这自古守丧有制，现在入了民国，各家的规矩也就不比前清那时严谨。培真和培云并非同母，再加上放洋在即，过几个月后把婚事办了，于情于理也不算逾悖。可这样的事，罗大人若是做了自在情理之中，而父亲若是去问，则大妨忠孝之名，所以也只能闷在心中。
爹寻思左右，也只能用上折衷之策，给罗家写了书信，问培真赴美的安排，以便我俩相互有个照应。信是阳历五月初发的，前脚信刚寄出去，北京出事的消息便上了报。
五四的事情刚传过来，爹便让我给他念报纸上的消息。听来听去，爹连着摇头，斥道：“如此行事，真是莽撞。去总统府、去外国使馆请愿也就罢了，怎么居然还去烧曹总长家的房子。”
对这样的国家大事，我原本是没什么主见，换在往日，听了爹这话，也就是唯唯称诺罢了。可这一次，却有些不同。报上登了北京学生的请愿书，却原来是罗志希的手笔，而说起那天请愿队伍前面擎着大旗的竟是傅孟真。不想那一日在新潮社，居然不经意间见到如此两位叱诧风云的人物。既然有那么一次偶遇，自然便多了一层心思，想着还是要为这些学长争辩一番。
我指着报纸上刊出的北京学生请愿书，对父亲说道：“爹，您听这段，‘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，中国存亡，就在此举’。还有这段，‘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！国亡了，同胞起来呀！’写这文字的是培真家的一位远方堂兄，在北京大学上学，我在北京那会儿还见过呢。听培真说，罗大人也很看重他。”
爹对罗大人自然仍是敬重，听了我这话，便没斥责我多嘴，只是把报纸拿了过去，带上了花镜，慢慢地念了下去。他半晌无语，把报纸和眼镜放下，让我帮着点起了水烟筒。
“然儿啊，报上的消息爹都看了。这几个后生写的文字确实不错。可你听没听说过老成谋国。光靠后生们写写文章，哪怕是写血书，那又有什么用？结果呢，救国不成，还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其实戊戌年那会儿也是一个道理，若是真让康梁他们掌了朝政，这还不知会怎么样呢。”
爹看我心里似是还没有服气，便接着问道：“你说培真和这些学生们也在一起？”
我忙着点头，说道：“培真虽然和他们不在一个学校，可却是常和他们在一处，还和他们一起写文章的。”
“文章写的是什么？”
我看爹对此也有些好奇，便回屋拿了那本培真手抄的《新潮》来给爹看。父亲也是见过培真的笔迹的，认了出来，“是培真抄给你的？”
“是我临走前他送给我的。”
“这孩子倒是有心，字也写得老练，”父亲一边赞叹，一边指着扉页上的英文单词问道，“这个洋文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Renaissance，”我念了出来，“这个词白牧师是教给过我的。从字面上讲就是‘重生’。四五百年前，西洋古代的学问复兴，从此强盛，所以也取复兴的意思。”
父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喃喃地叹道：“这倒是个好词儿。复兴说来要比新潮好些，要是在咱们中国能复兴古代的学问而强国，那就好了。”
我替父亲翻开那本册子，第一页上是培真手抄的目录，而就是在目录这页上，爹也费了好大的时间，不时地调整花镜，指尖一会儿停在一个字上斟酌片刻，问我这个或是那个新名词的意思。
“现在的后生们都是这么写文章的？”父亲问道。
“好像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，都是大有学问的先生，有的还是留洋回来的，都劝学生们用白话写文章呢。”
爹淡淡地笑笑，拍了拍我的肩头，说道：“看来爹当年倒也没看错，没让你在八股骈文上浪费功夫。只是，这几首诗的名目，看着太也不伦不类了。”
“听培真讲，这几位做诗词其实都是极好的，只是觉着那些是旧体诗，不如这样白话新体来得自由便当，还能让老百姓听懂。”
为了看书上的小字，爹的眼睛本是眯缝着的，此时却睁大了，从镜片下审视着我。他顺手翻到康白情的那首《窗外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。
窗外的闲月，
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。
相思都恼了，
她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。
回头月也恼了，
一抽身儿就没了。
月倒没了；
相思倒觉得舍不得了。
这该是父亲第一次读新体诗，因为平仄和格律与旧体诗词截然不同，父亲念得很慢，一字一顿的，听起来确是有些刺耳，再想着内中的矫情，让我一下子脸红了起来。
念到最后那句“相思倒觉得舍不得了”之时，爹拿着手中的水烟壶，本意是要重重地拍在桌上，可离开桌面有两三寸之时，他又停住了。把烟壶轻轻地放下后，他看着我，问道：“然儿，你觉着这诗写得好”
我固然能听出父亲对这新体诗的不屑，心里也觉着这《窗外》，无论怎么品，也品不出稼轩长短句《青玉案元夕》里那种悠长而细腻的意味。可是不知怎的，明知父亲不喜欢，明明自己也不喜欢，却不想就此“落井下石”，反而是想着法子找出些精妙之处。
“儿子觉着这诗虽说用的都是新词、白话，可却是语义高古，便好如秦汉乐府。此外，如果说格律不工，那菩萨蛮相比七绝、五绝也是一样的不工。”
听了这段近乎狡辩之词，父亲哼了一声，却没有责怪我，只是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也想写点这歪诗？”
我忙着摇头，原本全然没有想过这事情，被父亲问了，却是想起了罗志希的一段话，便答道：“这《新潮》的几位干事要求得极严，培真因为稿子写得不好，还被骂了。不过他们也说了，与其自己写些无聊的东西，倒不如翻译些西文的经典。要是有这机会，我倒是也想来翻译几篇。”
那日父亲读过《新潮》的文章，倒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此后再没提起好事成双中的另一半。到得六月底，白牧师前脚刚到自流井，培真的信也到了。他的信并不长，可内里的言语却是坚决。我们竟是不知，在这三个多月里，他遭了两次牢狱之苦。两次被抓，虽然一两天后便被各校的教授们保出来了，可看上去还是让培真彻底地变了。
“友然哥，你知道吗，在那班房里关着，还有一层好处，就是有了时间自己坐下来好好想想。我们刚被抓进去的时候，大家是关在一起的，可能是那帮狗头看着我太不老实，便把我一个人单独关在一间号子里。开始那一会儿，可真叫难受，没个人说话，而且那号子是没有窗户的，所以也不知黑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故意的，故意让关着的人发疯。”
“想通了，我也就不难受了，就能坐下来静静地想些事情。志希大哥说这次北京的事情是个大运动，就叫它‘五四运动’。他说我们这几千学生因为山东问题上政府的失败，列队示威，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，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，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。”
“这话说得多好啊。友然哥，我真希望那天你也在那里，看看这创举。我们举着大旗，打着标语，在皇城前誓师。志希大哥帮我们写了宣言，原本要送到各国公使馆，可他们也不敢接，我们就去找那几个国贼。有人探听到了消息，说是曹、章、陆三个贼头聚在曹贼家里，我们就把队伍拉到那儿。其他两个贼头不知跑到了哪里去了，只剩下了章贼，我们就把他揍了一顿，然后又把那曹贼的房子点了。”
“当时和事后，就有人喊着说是打错人了，也有人不愿意放火。我当时只是在曹贼家的院子里，没轮上我打那章贼，也没轮上我点火。我在班房里坐着，就想若要换作我是那冲在前面的，无论是烧还是打，我都不会眨眼的。父亲从小教我礼数，这样滋事以前自然从未有过。我问自己，这样到底对不对。其实也不用多想，这可不能和那通常的礼数相提并论。志希哥写的宣言里面不是说了嘛，‘国家要亡了’—亡国了，礼数还有什么用？”
“如果说五月四日第一次被抓进去，脑子里还只是想着争主权、去国贼，那六月份第二次被抓进去，却想得更多。若是全国上下，按照这种精神动起来，那么国家和民族便都有希望。想着这些，无论是在班房里，还是回到学校，我就觉着自己的心再也静不下来。既然全国上下都在动，我们经历五四当天的学生们又怎能再静得下来？”
“友然哥，我今年注定是去不了美国了。再以后，说不准我也不会去了。与其在外面放洋几年，逼着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学点这样或是那样的学问，不如就留在国内，成为这运动的真正一分子。我觉着自己本就不是一个适合念书的人，还是更应该待在国内，做些事情。”
“我这些想法和父亲都说了。他虽然还未同意，但已明白了我的心思是改不了的。另外，与令妹的婚事，如咱们此前的约定，我是一定要退的。父亲还未想好如何与令尊大人启齿，但他也不想再为一个孩子登报假办丧事。友然哥，父亲们的难处，你我心里都清楚，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，总之还是希望咱们能多担承些，令尊大人那里也还望你能帮忙疏通。”
“本想能与你一起在美国读书，但看来是不成了，恐怕连去送你也不成了。友然哥，希望你珍重。没什么旁的送你，寄上近来的《新潮》和《每周评论》。以后你在美国，若是需要，我也会寄去给你。”
“最后，我抄一段胡适之先生给在监狱里的陈仲甫
先生写的短文，留给你：
‘我的朋友陈独秀被捕之前作了一条《爱情与痛苦》的随感录—‘爱情的代价是痛苦，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。我看不但爱情如此，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。’后来我觉得这个意思可以入诗，遂用《生查子》词调作了这首小诗：‘也想不相思，免得相思苦。几度细思量，情愿相思苦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