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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精彩不精彩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根据实事实说的原则，尽量跟你们还原我生活的原生态。”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卢向阳说。
“那就请市长继续还原吧。”纵捭集团党委委员、党委办公室主任、矿业公司工作组组长沈宁西说。
“上初中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个学校，还是一个班。不过，路程远了，比小学远了近一倍，大约有五公里多。不过，这点路程，对于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，算不了什么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中学不再是男女同桌，基本上是男同学跟男同学坐，女同学跟女同学坐。对于我来说，跟兰花在一起同桌六年习惯了，跟其他同学坐在一起不习惯。仅仅是不习惯而已，没有什么其它的想法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兰花也一样，不过她再也不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了，可以哭着找老师，找家长要求坐在一起。我们也永远回不到小学的时光中去了，那是无忧无虑、糊里糊涂、十分快乐的时光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兰花不好意思跟老师说，要我去跟老师说。我当时还是糊里糊涂的，兰花一说，就跟老师说了。老师正在发愁，因为男女性别和人数问题，总有一个男同学要跟一个女同学坐。男同学不愿跟女同学坐，女同学呢，也不愿意跟男同学坐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原来是安排跟男同学坐的，我这么一说，老师大喜过望，立马答应了。于是，我跟兰花又坐在一起，成为同桌了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们还是像上小学一样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回家。整个初中阶段，就是上课，做作业，背课文，除了偶尔有人笑我们是小夫妻意外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不对吧，小学的事就记得那么清楚，难道初中的事就记不住了？”沈主任说。
“你们让我想一想，哦，想起来了。那是在初二的时候。我们每次上课，老师一进教室，就有同学喊起立，我们都站起来，说老师好。老师就说同学们好，同学喊坐下，我们就坐下来，开始听老师上课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有一次，我后面的一个男同学搞了个恶作剧。老师进来，我们站起来时，我后面的同学悄悄地把我坐的凳子挪开了，我坐下来时，腾了空，屁股落在地上，头撞在后面的桌子边上，很疼很疼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你当时怎么办呢？”沈主任问。
“我爬起来，立马给了还在哈哈大笑的同学一拳头，然后把他按在地上，拳打脚踢。老师赶紧过来扯开了我，又把我后面的那个同学拉了起来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那个同学刚站起来，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兰花突然出手，甩手就给了那个同学一耳光。那个同学刚要还手，拳头还没落到兰花身上，就被我用肘关节挡住了。然后，我又把那个同学按在地上，一阵拳打脚踢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老师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老师没有让我们三个人继续上课，而是让我们站在教室外面思过。下课后，老师又让我们到他办公室去，站在把办公室墙边，面壁思过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等老师把作业改完后，老师先批评那个同学不该把凳子挪开，再批评我不该把那个同学按在地上打，最后批评兰花不该掺和进来打人。然后，老师要我们回到教室，写检讨。我们把检讨写好交给老师后，老师让我们隔天在班上作检讨，就放我们回家了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就这样处理完了？”沈主任问。
“没有，不过，当天离开学校时，我望着兰花，兰花望着我，望了半天后，我们两人突然不约而同笑了起来。然后，不由自主地、自自然然地拉着手，一路笑着跑回了家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都念了检讨。老师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不让我跟兰花坐一起了。不坐一起就不坐一起，我倒无所谓，但兰花有些不乐意，她就是愿意跟我同桌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不过，在调座位的时候，总有男同学要跟女同学坐，无论调哪两个男女同学坐在一起，都不乐意。最后老师没办法，还是让我们坐在了一起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天意啊。”沈主任说。
“同学们都知道我跟兰花很团结，没人敢欺负我们，整个初中就这么过来了。初中毕业了，我们最后一次从学校走回家的时候，兰花在路上突然哭了。我问她哭什么，她说他爸爸不让她继续上高中了，让她回家干农活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那兰花上了高中吗？”沈主任问。
“你听我慢慢说，我当时不会安慰人，跟她一起回家后，我把这件事跟我父亲说了。我父亲觉得应该继续读书，就一个人到兰花家，跟兰花家里人做工作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工作做通了，至于是怎么做通的，多年以后，我跟父亲聊天时，突然说到了这件事。父亲说，他们家穷，没有钱供兰花上高中。是父亲答应出一半的钱，兰花家里人才答应的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问我父亲，当时我们家也很穷，为什么要答应出一半的钱？父亲说，一个女孩子，多学点东西、多长点见识总是不错的，这么早不读书可惜了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那你父亲有没有成全你们两人的想法呢？”沈主任问。
“我没问过父亲，我估计，父亲肯定没有这个想法。我有一个好父亲，很开明，很善良。无论是谁家的孩子，他总是希望孩子们好，希望孩子们将来长大了有出息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高中学校离我们家更远，我记得差不多有八公里。本来可以住读，可我家里跟兰花家里都穷，付不起住宿费和生活费，就只好走读，中饭是我们带好到学校去蒸着吃。每天大约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浪费在路上，十分可惜。可我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我们没办法啊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不像现在这样，精准扶贫成为国策，教育扶贫又是很重要的一环，穷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跟兰花还是一个班，但没有坐在一起。每天还是一起上学，一起回家。但学习任务很重，每天有做不完的作业，背不完的书。寒暑假时，兰花有什么问题不懂的，就到我家来问我，有时也在我们家吃饭。反正我们吃什么，兰花就吃什么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高二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的班主任把我跟兰花叫到一起说，班上就我们两个人最远。高三的学习任务更重，面临着高考，不能每天把四个小时花在路上，不能再走读了，应该住读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兰花低着头不做声，我只好说，家里穷，付不起生活费和住宿费。老师说，能不能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学校这边跟教育局申请一点困难补助，减免一点住宿费。家长那边，能不能也想点办法，争取住读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回家后，把老师说的话跟父亲说了。父亲很赞成，父亲又担心兰花家里不同意，又跑到兰花家去做工作。经过学校和家长双方共同的努力，我们终于住读了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住读的时候，兰花总是抢着要跟我洗衣服，我不让她洗，因为我短裤上，有时有一些先黏黏糊糊后结成壳的东西，不好意思让她洗，她不依，坚决要跟我洗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们约定，好好读书，争取一起考上大学，继续在一起上学。虽然我们很用功，但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分数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，但兰花没过，离重点线差一分。兰花当时就哭了一场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老师问我们怎么填自愿，我啥也不懂，就说听老师的。对于兰花，老师给了两条意见，一是复读，争取下次考到我的那个大学。二是填报一般高校的自愿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兰花想了一下，自己住读都花了家里不少钱，再读下去，家里肯定负担不起。我家的条件也不怎么样，我也要上大学，没有多少钱接济她。她想来想去，就做了一个困难的决定，报一般的大学。我们在一个大学上学的梦，继续在一起上学的梦，就这样破灭了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们两人闷闷不乐从学校往回走，走到半路。兰花突然大哭起来，我当时依然是傻傻的，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她先是自己哭，后来又抱着我哭，哭得很伤心。哭的时候，她的脸挨着我的脸，全省不停地抖动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这时候的兰花，已经是个大姑娘了。而我，已经是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了。当兰花抱着我不停地哭，脸、头发和整个身体不断地接触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我长大了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突然拉着兰花的手，朝学校的方向跑。兰花问我干什么，我说找老师改自愿，我要跟兰花上一个大学，再继续一起学习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那兰花是什么反应呢？”沈主任问。
“兰花坚决不干，说我好不容易考到这么好的大学，不能放弃。我要放弃，我要坚决跟兰花上同一所大学。我拉着兰花，兰花不走。我说你不走，我一个人去学校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你去了学校吗？”沈主任问。
“兰花坚决不同意，我坚决要去。我刚往学校方向跑了几步，兰花就说，你再往前跑一步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山去。我被吓住了，回来把兰花从悬崖边拉了过来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突然抱着兰花大哭起来。我哭得很伤心，很痛苦。这也是我高中毕业后，临上大学前夕，第一次在异性面前哭泣，第一次抱着异性哭泣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兰花也哭了起来，我们两人就这样在山边的一个树林旁边，相互抱着哭。哭过之后，严酷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两家都穷，家里没钱供我们上大学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就决定到县城打工，挣一点钱是一点钱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们家离县城很远，有30多公里路。为了节约，我们舍不得买票，没有从镇上搭车到县城。而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家里出发，徒步去县城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三十多公里路啊，你们就这么走过去？”沈主任问。
“是啊，除了高三那一年住读外，我们一直在走路，这30多公里路，对我们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，算不了什么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们一路走，口渴了，就在路边用手捧起山里流下来的水喝。到了下午，我们才走到县城。我们肚子很饿，一人买了一个馒头，沿着街道边吃边走边问，要不要暑期打工生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我们的要求很简单，管吃管住，给工钱，什么脏活重活累活我们都愿意干。”卢市长说。
“你们找到活干了吗？”沈主任问。